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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有矛盾才有故事。真正意义上的故事之中都是有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故事。矛盾既然存在于一切时空中，那么任何事任何时候就都是一个矛盾体，都能成为故事。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结合新闻采写实践就不可如此笼统地讲。新闻上所指的故事，至少是能说明问题的故事。最好是有情节有趣味的故事，其中的矛盾应是比较普遍的，起码不应是鸡毛蒜皮的、纯属个别的。在采访中就应在事例中抓矛盾，再顺着矛盾线挖掘，使一般实例变成对写作有用的故事，并发现新的故事。
由上述两点决定了第三点，有矛盾才有波澜。矛盾可和平共处，但只是短时的、相对的，而斗争(不可将哲学意义上的斗争与“文革”时的那种斗争画等号)是长期的、绝对的。矛盾运动是此涨彼消、此进彼退、反反复复的，这不就是客观存在的波澜吗？所以，我们可以作出会写矛盾波澜自现的结论。每个人的前进道路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工作上的矛盾归根到底也是人遇到的矛盾)，但并非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可供我们立意谋篇，我们所需要的是能为表达主题服务且连接着生动故事的矛盾。这一矛盾当然最好是主要矛盾，但不可强求每一篇稿件都要写主要矛盾，有时写与主要矛盾密切相关的次要矛盾照样可以做出漂亮的文章。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抓住我们所需要的矛盾。这是一个采访作风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法问题。
在采访中，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费劲地抓到第一层面的矛盾，采访对象最乐于给记者提供这方面的情况，有的记者也容易驻足于这一层面。了解这一层面的矛盾固然是采访的基本要求，但就此驻足往往成少败多，这与所报道的题材密切相关。如果所报道的是抓逃犯、擒毒贩、救人质之类的所谓公安题材或堵决口、战台风、抗地震之类的所谓抗灾题材等，本身就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把事情的经过搞清了，一篇稿子就出来了。但即使是上述题材的稿件，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也不可能深刻，况且党报记者采写的大多是工作新闻，如果仅满足于了解物质层面的矛盾，写出的稿子则肯定是一堆平铺直叙的过程，既无思想，又无波澜。因此，弄清物质层面的矛盾只是完成了采访的第一步，应以此为前进阵地继续往下一层面采访，而不要急于敷衍成篇。
第二层面的矛盾是第一层面的矛盾在思想认识上的反映，又是解决第一层面矛盾的先导，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比物质层面更加错综复杂、丰富多彩。即使是写战争小说，如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也只写必不可少的战斗过程，而将笔墨主要用在写斗智上。斗智就是斗思想(政治的军事的战略战术)斗认识(知己知彼知天文知地理)。聪明者如罗贯中为啥要略写“实”而详写“虚”呢？除为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外，还因深知过程写多了就会平淡无奇、枯燥乏味，而以斗智带斗勇，以“虚”带“实”，就可写得波澜起伏。写小说如此，写新闻更应如此。笔者对此可谓深有体会。1979年春天我刚当记者即上西南前线，辛辛苦苦写出的稿子很难见报。而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李耐因每隔三五天就一篇通讯上《人民日报》的重要位置，其中原因何在？经比较分析，发现我写的只是物质层面的矛盾，稿件从头到尾枪炮声不绝于耳，无非战斗过程而已。而人家深入到了第二层面，写的是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其稿件如《员跟我上》依托战场而言思想，其意义远远超出战场之外，感谢他给我上了当记者后的第一堂写作课。老说稿件要深刻一点。往哪深？就是从表面往里面深，就是从第一层面往第二层面第三层面深。甫得道，即行可矣。从此，即使是碰到物质层面有故事可写的题材也一定要往深里挖。以战地通讯《理想在战火中闪光》(载《报》1985年3月26日第1版)为例，战地故事多如牛毛，英模层出不穷，为啥偏偏选择了3个也许算不上英雄的战士来写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故事不仅是战场上的冲冲杀杀，而有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冲突，既便于表达主题思想，又可使文字跌宕起伏。如第一节写“巴黎别墅与老山战壕”这对矛盾，一下就将主人公置于强烈的思想冲突中，有冲突的故事自然就不会平了。其他各节也以一对矛盾作题，不赘。
第三层面即心理性格上的矛盾主要存在于人的自身，所以我们在采访中往往容易忽视。有一种显然片面的认识，以为研究人的性格主要是文学家的事，与记者关系不大。这种看法夸大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的联系。新闻写作除了不可虚构不可用诸如夸张之类的修辞手法之外，与文学写作大同小异。新闻可视为纪实的文学。除纯自然界新闻外，新闻其实是人的新闻。既如此，新闻关注人的心理性格就理所当然。有的著名新闻人物从巅峰跌到谷底，栽在哪里呢？没有栽在别人手里，没有栽在困难上，而是栽在自己心理性格上的矛盾或说弱点上。他们中有人写书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体育界也有一句话广为人知，叫做战胜自我，自我者何？心理性格上的弱点也。记者在新闻采写中如果能深入到这一层面，抓住人心理性格上的矛盾，不仅可使作品的准确度、深刻度更高，而且能使文章更加生动活泼。一是可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而鲜明的个性本身就是生动的；二是能增加一种新的即用心理性格矛盾来结构文章的办法。特别是采写人物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用第一、第二层面的矛盾不好谋篇的情况，而用第三层面的矛盾却能辟出一条路来，不仅能救活一篇稿子，而且可能催生出优秀作品来。《既可爱又可恨的周大可》(载《报》1990年11月29日第2版)就是这样逼出来的。主人公是一位科技工作者，若从物质层面的矛盾破题，势必写成一堆让人看了味同嚼蜡的过程：若从思想认识层面的矛盾破题，势必写成连作者自己也会如坠云中的学术争论；而从人物心理性格上的矛盾破题，则可以打破时空概念，用性格线当串子，将有趣的故事串起来。如此，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跃然纸上，不但没有影响文章的思想性，而且增强了文章的思想性。因为性格上的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它是物质层面的矛盾和思想认识层面的矛盾在性格上的反映，写性格上的矛盾会自然而然地集中揭示和回答背后的其他矛盾。如上例中写周大可把新研制的零部件样品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让人“恨”得咬牙瞠目，这种往死里较真的个性化动作是对忽视军品质量倾向的物质的批判，其背后是两种思想和两种作风的较量。
1.一篇新闻稿件至少是一个章节只能以一对矛盾来结构，把人物(他或他们)置于这一对矛盾当中表现，用这一对矛盾的发展线将故事串起来。所以反复强调“一对”“这一对”，是为了使文章的主题集中和脉络清晰，而不是要孤立地写这对矛盾，“这一对”矛盾与其他矛盾的关系是：一为主线，一为副线；一为实线，一为虚线；一为明线，一为暗线。以《百万富翁家族中的首贫与首富》(载《报》1994年4月23日《周末版》第1版)为例，贯穿全篇的是牵涉到心理性格层面的矛盾。涉及这么多的矛盾，文章为什么不散不乱呢？就因为从头到尾以贫富这对矛盾为主线，让其他矛盾始终从属、服从于这条主线，不让其分权。这一点在写作中至关重要。
2.作为结构主线的矛盾的选择标准可概括为“两个便于”，一是便于表达主题，二是便于集中故事和掀起波澜。文章的结构主线是外在的(平面看是一个串子，立体看是一个容器即外壳)，而主题是内在的，不可将形式与内容二者混同。形式当然要服从内容，但内容不可能脱离形式而孤立存在，尤其是在新闻作品中，没有美的形式甚至会将内容化为乌有，因为读者若不买账，再好的内容也只能“库存”供作者自己享用，传播“短路”使传播效益归零。对此，我在《稿件的内核与外壳》(《军事记者》2004年第9期)一文中已论及，这里不再展开。鉴于新闻作品不是靠说教而是靠事实来表达主题，所以一般来说，找到了便于集中故事和掀起波澜的结构主线，也就找到了便于表达主题的主线。而要如此，从事实出发而不要从观念出发，是谓关键。有些稿件之所以平不拉塌，波澜不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从观念出发、用逻辑推理来结构文章。只要坚持从事实出发，就有可能找到符合“两个便于”的矛盾作为结构主线。《王营长的家庭琐事》(载《报》1991年9月9日第1版)写的是孤岛上的一个营长带兵守岛的事迹，如果从观念出发，用逻辑推理来结构，势必又是政治教育，又是党委建设，又是干部带头，看似全面而了无新意，家庭琐事也许最多只能选一两件作例子用；而从实际出发，发现他的家庭琐事中充满了矛盾，有许多风趣的故事，虽然不是主人公所遇到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但它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与恶劣自然环境这一主要矛盾，用这条矛盾线来结构，不仅可使稿件高度集中，波浪迭起，而且能十分自然地表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个主题。这就是此稿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在某些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反方不便公开见报时，也要设法让人一眼就看出稿件的针对性，有时记者可对矛盾反方进行技术性设计包装后让其“粉墨登场”。我们的稿件大多是针对问题正面讲理，也就是说矛盾的正方在明处，矛盾的反方在暗处。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不暴露问题，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弊端是使稿件的针对性或多或少的有所减弱，粗心的读者不明记者的“微言大义”，有些细心的读者却固执地认为你“反面文章正面作”，我就“正面文章反面看”。矛盾的一方藏在暗处，文章也难以写出波澜。面对这道难题，我们要毫不动摇地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可像西方某些媒体那样以揭露为己任，认真研究如何增强正面宣传的针对性的问题和如何将正面文章写得生动活泼让人喜闻乐见的问题。同时，我们不能片面地把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理解为任何“靶子”都不能露面，回避矛盾，作茧自缚，弱化新闻的针对性。如何把握？要考虑媒体的承受力和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记者自己的政策水平和实际经验。1990年，部队干部超假现象较多，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写呢？经在原陆军二师一番调查，我写出了《挥泪斩马谡之后》的工作通讯（载《报》1990年12月14日第1版），引起较大反响。
